王甲升教授祖籍义乌崇山，现年78岁，定居美国，任美国教授。妻子顾秀宝，现为美国高级化验师，在多家医院供职，已有近五十年的医学化验经历。大女儿王祖悦，现在美国华盛顿医院中心任心血管科主治医师。小女儿王祖怡，两年前获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现在美国儿童医院从事科研工作。

  小女婿傅亮：计算物理学博士，从事研究工作。他们在各个领域，包括医学化验、心血管疾病、生物医学工程等，与中国一些医院进行交流合作，相互学习。王甲升教授倡议的“文美教育、科技研究中心”已在义乌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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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片为义乌细菌战纪念馆

 王甲升教授的来信中，首次披露了当年家庭受难与崇山第一位鼠疫死难者王焕章相关的一些情况，字里句间充满思亲怀念之情和对日寇暴行的血泪控诉。

    1942年秋，王甲升远房堂兄王焕章突患鼠疫身亡，一场深重灾难降落崇山村，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全村死难400余人。这时，王甲升的母亲也病倒在床。当时的情况是王甲升的父亲和大哥二哥在外地、都不能回家，家中除母亲外，尚有王甲升姐弟四人，最大的是大姐也才十七岁，如果母亲惨遭不幸，那么孩子们亦有性命之忧。

    为了躲过这场灾难，王甲升的两位舅舅拟将他母亲抬到外婆家，让他母亲有一个养病的环境，但当抬到村口，被挡在离村一里路的一座小庙的门口，小庙实际上是一个小茶馆，有不少村民在内饮茶，大家怀疑母亲染上鼠疫，为防止鼠疫扩散，就连庙门也不让进。

   在这进退两难之际，一位年近五十、两腿似有残疾、貌似郎中的长者，走过来要他母亲伸出舌头看看，待看完当即说：“是偶感风寒，没问题！”就这一句话，使周围的茶客放下了心，一致表示同意在小庙暂住，使王甲升全家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地，在神像脚下铺些稻草安一个床位。此事已过六十余年，也许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过无数世事沧桑、恩恩怨怨，看清许多人和事，这位郎中的身影不但没有在王甲升心中消失，反而越加鲜明、高大。在当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况下，这位郎中在作出决定时不会不考虑后果，万一诊断有误，造成疫情蔓延，将承担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但这位郎中毅然地作出“偶感风寒”的诊断，这几个铿锵有力的字解救了王甲升全家的困境，但自己则承担着莫大的风险。

    此事发生后不久，由于日寇纵火烧崇山村，王甲升的大姐王蕙香和三哥王甲昌因回家抢出生活用品，不幸染上鼠疫相继去世，于是只剩下才十三岁的王甲升和他年仅五岁的小妹，母亲仍在病中。在当时人死了不能声张的情况下，是两位堂兄偷偷告诉了大姐和三哥死讯并由他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送去安葬。

    往事如浮云，但王甲升对撕心裂肺的旧事没有一刻或忘，尤其对有恩于他的人，永远感怀在心。

    作为幸存者，王甲升对于逝者生平的点点滴滴都成为痛苦的回忆，他（她）们是那样的善良、可敬，如果他（她）们能活到今天，也许能对人类作出许多贡献。

    崇山鼠疫的第一位死难者是王甲升的远房堂兄王焕章（人称“老哭皮”，亦称他为“哭哥”），现在的人们并不了解他的生平。由于当年王甲升的父亲成年在外教书，家中人口多又无劳力，比王甲升大四十余岁王焕章就成了家庭生活的依*。王焕章是为人善良、正直、勤劳的农民，由于年龄大得多，因此常常以教训的口吻和王甲升等一班小孩们说话，常常三杯酒下肚就“骂”开了，说孩子们懒惰只想吃好的，眼睛老盯着碗里的肉，时间长了听惯了他有口无心的“骂”，孩子们的对策是不在乎。有一次，王甲升外出钓鱼空手回来，他讽刺地说：“你只会钓碗里的鱼。”言下之意只会吃烧好的碗里的鱼，王甲升只好红着脸走开，但对他的讽刺从不介意。

    王甲升家有几亩薄田租给别人种，王焕章陪王甲升去收租，当佃户表示给不出租款时，王焕章二话不说，带着王甲升调头就走。

    王焕章对王甲升的父亲（家乡出名的小学老师）格外尊敬，亲昵地叫“小弟叔”，王甲升兄弟姊妹中上大学、中学、小学共五人，这在当时崇山村是绝无仅有的，王焕章外出时总要自豪地向别人介绍王家的情况，似乎他也沾光不少。就这样王焕章在王甲升家生活了许多年。染上鼠疫、濒临绝境的第二天，王甲升的母亲曾去看他，他说：“来世当牛作马报答你们。”此情此景至今仍令人伤感不已。

    王甲升一生中最钦佩的女性是在鼠疫中逝去的大姐王蕙香，她是一位非常贤淑、善良、上尊父母兄长、下爱弟妹的女性。大姐写得一手非常秀气的毛笔字，当时给父兄的信都是她写的，由于父亲曾让她读“曾文正公家书”，因此，她的文笔很好，可惜由于战乱，至今不曾留下片纸只字。在当时王甲升的父兄远离家乡，家中人口多，日寇的浩劫曾给母亲带来巨大的困难，大姐除照顾弟妹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外，还千方百计安慰母亲，闲时念一页书给母亲听。

    她身体不好，常常闹“胃病”（可能是胆 炎），发作时满床打滚。感染鼠疫后就主动去辗屋隔离居住，以避免传染给别人，前后只有一昼夜就离开了人世，当时据一位负责出葬遗体的乡亲告诉王甲升，大姐死时混身蜷曲，万分痛苦……，很可能两种病同时发作。

    先大姐一天去世的是王甲升三哥王甲昌，他原本可以逃过这一劫的，日寇到崇山村焚烧民房，大姐和三哥奔回抢出生活必需品，第二天即染上鼠疫，当发现淋巴腺肿大，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而自动住入辗房等死。三哥曾经是义乌中学的学生，人很老实，很少说话，但动手能力很强，他用竹筒制成带有手柄的茶杯，木制的手枪可将小石子射出，这样一位才十四岁，具有发展潜力的少年就这样被该死的细菌战夺去了生命。

    亲人的蒙难给王甲升家造成极大的伤害。值得王甲升庆幸的是，故乡的一些幸存者和年轻的后代们仍在向日本政府讨还公道而作不懈的努力。听说故乡设立展览馆，展示日寇的种种罪行，王甲升认为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虽然身在美国，仍在关注和支持王选为首的民间对日索赔正义事业，为死难的亲人们鸣冤昭雪。